一项由奥胡斯大学主导的最新研究显示，在过去2000多万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景观其实是以草地和开放林地为主，而不是人们长期以来想象的那种树冠密闭、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这个结论对当前欧洲大规模植树造林和自然保护策略提出了不小的质疑。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回到10万甚至100万年前的中欧，你会看到什么？”很多人脑海中的画面其实更接近现代人工林，而不是真正的古代生态景观。根据他们的重建，更真实的场景是一种半开放的镶嵌式景观：稀疏的树木和五彩斑斓、野花遍地的草地交织在一起，鸟类、蝴蝶和大型食草哺乳动物活跃其中，阳光充足明亮。从生态学角度看，那种树冠紧闭的暗密森林其实是地质历史上相对“年轻”的景观形态。

这篇论文发表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上，由奥胡斯大学生物系及“新生物圈生态动力学中心”牵头完成，系统整合了自中新世以来直至前工业时代的所有可用古生态证据。研究发现，在这2300万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典型景观大多是由草地、灌丛以及不同树木覆盖度的林地构成的马赛克格局，共同特征是“明亮、物种丰富的开放林地”，并且长期由大量大型食草动物塑造，而不是被封闭树冠遮蔽的连续森林。

论文通讯作者、奥胡斯大学教授延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宁指出，这项研究表明，目前欧洲乃至丹麦的许多造林和自然管理政策“方向错了”。他以丹麦为例，说政府补贴只支持营造高密度森林，这不仅不利于生物多样性，还和欧洲物种数百万年来适应的生态环境相矛盾。他批评说，主导了几十年自然管理思路的所谓“闭合森林范式”——认为欧洲在重大人类活动之前的基线状态是一片连续的封闭森林——与积累的古生态证据并不相符。

为了挑战这个范式，研究团队综合分析了好几类相互独立的“代理指标”，包括花粉记录、植物大化石、古火灾产生的炭屑、大型食草动物牙齿和骨骼的稳定同位素组成、昆虫和哺乳动物化石群落，以及沉积物中保存的古环境DNA等。论文第一作者、ECONOVO博士生什蒙·奇热夫斯基解释说，每种代理都提供了过去植被结构和生态过程的不同侧面，但把它们在时间轴上串联起来，就能更有把握地判断某个时期到底是密林、草原，还是两者之间的混合马赛克。

通过系统比较中新世、更新世直到前工业时代，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在温带气候乃至偏冷或偏暖的时期，欧洲的典型景观大多是树木和草本共存的动态马赛克，大型野生食草动物比如古象、犀牛、原牛和野牛等，是维持这种开放多样结构的关键力量。它们通过啃食、践踏和行为扰动，打断了森林封闭的趋势，保持了多种微栖息地共存，让大量需要光照的植物和开阔栖息地的动物得以延续。

研究也强调，从生态学角度看，当代欧洲其实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阶段。在过去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大型食草动物长期参与景观构建，而如今的欧洲几乎完全丧失了这一功能群。奇热夫斯基指出，最大的转折大多发生在最近一百年：传统的粗放放牧在大片区域消失，家畜和野生食草动物数量骤减，很多地方的森林因此迅速变得更加稠密、阴暗。

有意思的是，一些如今被视为“文化景观典型物种”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可能正是来自古代的开放林地系统。研究举了云雀、寒鸦和欧洲仓鼠等例子，认为它们的祖先很可能生活在长期被大型食草动物扰动的开阔林地马赛克中，而不是现代农业景观才出现的“新来者”。同样，常被当作农田象征的野罂粟，早在古代森林里就已经存在，只是多出现在被动物翻动过的空地和林缘。

这项研究也对当前的自然保护分类框架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把“森林”和“开放栖息地”截然对立、分别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类行政和观念的产物，而不是欧洲长期生态历史的真实写照。在过去几百万年里，更常见的情形是两者交织的连续谱系，各类物种正是适应了这种既有树木又有高光照、结构多样的环境。

在全球呼吁通过种树来缓解气候变化、提升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这项研究对“多种树、种密林”的简单口号敲响了警钟。作者指出，如果目标是恢复接近物种演化背景的生态系统，让它们重新适应熟悉的环境，那大量营造均匀致密的森林并不是理想方案。相反，未来的恢复工作应该把重心放在营造和维护林地与开阔栖息地之间细密的马赛克结构上，并通过重新引入或恢复“野生化”的大型食草动物群落，让这些自然工程师重新发挥作用。

斯文宁表示，这项研究补充了团队此前多项工作形成的整体图景：欧洲的过去远比人们长期设想的“幽暗森林”更加明亮、多样，也更深刻地被大型动物塑造。他形象地说，那幅笼罩在阴暗树冠下的“原始森林”经典图像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随着古生态证据不断积累，支撑它的“树干”正在一根根被抽走。